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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世界正处于一种尴尬状况——
发达经济体必须扭转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,必须提高储蓄率,而储蓄率的提高绝非一朝一夕。更重要的是,提高储蓄率的过程本身是一个经济紧缩的过程。也就是说,为了治理当前的危机,发达国家需要提高储蓄率,但提高储蓄率反过来又会延缓治理危机的过程。眼下,发达经济体乃至于全世界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状况。
经济危机意味着新的力量调整——
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危机很可能成为走向新格局的转折点。每次危机意味着新的力量调整,从实体经济和金融两方面来看,实体经济完全以发达经济为主导的旧格局已经渐入迟暮,未来广大的新经济体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。
过去每一次危机都会是跨国债务危机,每次危机都有债务危机,每次危机的恢复都有债务重整过程,每次重整过程都是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掌控发展中经济体的过程。但这次不同了,欠债的是发达国家,债主是发展中国家。债权人是穷国,债务人是富国,而且是掌握着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国家,这个制度改变起来就难了。
利用全球战略调整做大做强——
中国当前的角色是多重的,甚至是矛盾的。一方面,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格局的最大受益者,我们的发展和成长都是在这个格局下产生的,所以我们其实是愿意维系这样一套格局的;但同时,由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,我们不想再处于被人支配的位置,我们急于要改变这个经济格局。所以,我们要处理好这样的双重角色,促进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平滑地、总体上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。
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紧迫性对于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,无非表现形式不同。我想强调的是,我们调整的紧迫性和西方国家是相同的,我们的挑战是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,能否利用全球战略调整的时期做大做强,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,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转型。
中国应谨慎对待巴塞尔协议——
巴塞尔iii的核心是提高自有资本率,这其实也是帮助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一个途径。巴塞尔iii的精神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资产负债表。中国现在应该谨慎对待这一协议,如果中国真的实施巴塞尔iii,那么多的资本到哪里去筹?这是很现实的问题,不能筹到这些钱就是一个不良的金融机构,就必须紧缩,就必须调整,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思考。